Edel Rodriguez
德
國經濟目前高居世界前列，但其他國家認為它在這個位置上坐得太舒服了。德國已經擺脫了全球金融危機的陰影重新振作過來，傲然成為西方最強大的經濟體之一，而且似乎還要迎來數年的出口增長勢頭。但是，德國經濟表現得越好，其他國家對它的期望就越高。歐洲和美國希望德國能負責清理歐洲的債務危機問題並且在重大事務上發揮更多作用，比如說支持阿拉伯世界的解放，以及幫助推動停滯不前的全球經濟復甦。德國是怎麼回答的呢？德國對國際事務的參與一如既往地符合國情。和其他許多西方國家不同的是，德國數年來一直在量入為出地過日子，積累了很大的貿易順差。現在，它不願意去救助那些不那麼節儉的國家，而且也不想捲入像利比亞這樣的外國政治糾紛中。所有這些情況 匯總起來引出了一個對全球經濟和政治格局具有重大影響的問題：德國在這個世界上到底處於一個什麼樣的位置？德國領導人認為，他們不想改變自己的成功配方，他們已經為歐盟(EU)和北約(NATO)做出了重大貢獻。但批評人士持不同看法。他們攻擊德國想成為一個放大版的瑞 士：這種貿易國家只想從全球化經濟帶來的商機中獲利，卻逃避全球化過程中的苦差事，包括捲入全球的軍事衝突。就連德國傳統上的盟友也擔心它正在對歐洲和西方世界失去興趣。畢竟，當你可以向中國這樣快速增長的新興經濟體出售精密器械和豪華轎車、從而為自己開闢出了一個有利可圖的市場位置時，誰還需要陳腐守舊的老歐洲？前任美國駐德國大使約翰口科恩布盧姆(John Kornblum)說，“德國正在一個沒落的歐洲中崛起。作為歐洲唯一一個能夠跟得上全球化步伐的重要經濟體，這個國家要如何融入現在的這個歐洲？” 變化中的格局北約和歐盟都是同盟國圍繞德國建立的組織，他們想把歐洲最強大的國家捆綁成一個多邊機構。一直以來，德國在追悔其侵略史的同時，也對自己被包圍其間倍感安心。如今的德國對自己的實力和價值變得更有信心，流露出不再像以前那麼需要這兩個聯盟的感覺。3月份發表在德國《時代周報》(Die Zeit)上的一項調查顯示，只有24%的德國人認為歐盟成員國的身份對德國來說利大於弊，有31%的人認為弊大於利，40%的人認為好壞參半。德國還堅持對希臘和愛爾蘭實行嚴苛的救助條件，這反映了冷酷的成本效益分析和德國總理安吉拉口默克爾(Angela Merkel)對公眾情緒的敏銳感覺。對德國來說，遵從歐洲普遍意見並且心甘情願地為共同事務出錢的時代早已成為過去。同時，德國最近拒絕支持北約對利比亞採取軍事干預活動的做法令北約盟國感到震驚。當聯合國安全理事會(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在3月份批准干預行動時，德國與中國和俄羅斯一起選擇棄權，而沒有支持美國、法國和英國。類似這樣的決定令批評人士質疑德國是否將成為一個不可預測的國家和難對付的伙伴。位於倫敦的國際戰略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的主席弗朗索瓦口海斯伯格(Francois Heisbourg)稱，“這是一個老齡化的、有時候有些怪癖的社會，總是想避免風險，把錢牢牢抓在手裡。” 就連在6月7日授予默克爾女士總統自由勳章並對她盛讚有加的美國總統巴拉克口奧巴馬(Barack Obama)，也委婉地建議德國為解決國際糾紛貢獻更多力量。輝煌成績在國外的一片批評之聲中，德國政治家認為，德國依然是一個可靠的西方盟國，這從其駐紮在阿富汗的5,000人部隊就能看出。他們堅持認為，德國依然忠誠於歐盟，但是，負債累累的歐元區國家需要的是嚴厲的愛，而不是來自柏林的空白支票。在6月初訪問亞洲期間，默克爾發表講話稱，“德國對歐盟和歐元有一種由衷的使命感。” 要求德國貢獻更多力量的這種壓力其實是對已經恢復元氣的德國經濟的一種間接讚美。直到2005年，外界還普遍瞧不起德國經濟，認為它是一種落後的經濟模式：增長落後於歐元區其他國家，失業率高達12%，過度慷慨的福利制度導致國家財政一團糟。美國和英國的經濟學家稱，德國緊緊抱住過時的製造業基礎不放，是無法與中國和東歐的低成本工業相抗衡的。國外的普遍看法是，德國應該放鬆對經濟的監管，尋求從金融服務和消費者支出領域獲得更大的增長。在當時的總理格哈德口施羅德(Gerhard Schroeder)的領導下，德國收緊福利制度，削減所得稅，部分放鬆對勞動力市場的監管。這些不受歡迎的改革措施對施羅德的政治前途來說是致命打擊。但伴隨下述兩種趨勢，這些措施使德國經濟煥發新生。首先，許多德國公司也進行了自己的改革，勸說員工放棄加薪，採用更靈活的工作制度。這些改變提高了公司的成本效率，同時保存了它們的傳統實力──工藝質量，“德國製造”這個金字招牌可以給製造商帶來更多的收入。第二，隨著亞洲、東歐、拉丁美洲和石油生產國經濟現代化步伐的加快，全球對德國資本貨物和汽車的需求開始猛增。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的經濟學教授巴瑞口易臣格瑞(Barry Eichengreen)稱，隨後出現的德國經濟的複蘇要歸功於“好的政策和好的運氣。好的政策是工資節制(wage moderation)，好的運氣來自中國。” 全球金融危機使德國強勁的出口長勢在2009年停滯，當時，德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縮減了4.7%，創下戰後紀錄。但是，德國工廠的傳送帶幾乎沒有停頓。隨著全球貿易的反彈，德國經濟在2010年增長了3.6%，2011年第一季度的迅猛勢頭意味著GDP增長已經超過了危機前的水平。“這不是奇蹟”德國經濟仍然面臨問題，其中包括全球增長的軟肋帶來的風險和國內技術工人的短缺，隨著德國人口的老齡化和人口數量的縮減，雇主們擔心這個問題會越來越嚴重。但是，從眼下來看，預計經濟增長將持續，失業率正在下降，目前為6.1%，低於金融危機前的水平。這幾乎是西方國家中獨一無二的戰績，引來許多政府官員和經濟學家的欽羨和好奇，尤其是失業率居高不下的美國。德國前任經濟部長、默克爾執政聯盟中的保守派議員邁克爾口格羅斯(Michael Glos)稱，“我們幾乎比其他所有國家都更好地度過了這場危機。這不是奇蹟，這是因為我們堅守製造業，而其他國家卻在去工業化。” 強勁的經濟提振了德國對自己創下的資本主義品牌的信心。這個品牌的主要構成元素是：穩固的財政；在商業靈活性和強大的社會安全網之間達成的一種平衡；認為經濟繁榮的基礎是做工精良的產品而不是金融騙術這種信念。默克爾極力推崇這個被德國人稱為“社會市場經濟”的配方，認為它對財政負擔沉重的美國和英國以及對過度監管、制度僵化的歐元區成員國希臘和葡萄牙來說都是可藉鑑的典範。然而，國外的批評人士希望德國修改這個配方。該國強勁的出口和疲弱的消費為其帶來了僅次於中國的貿易順差。自從金融危機以來，德國一直面臨外界壓力，要求其通過減稅或加薪來刺激國內需求，從而給歐洲和美國的出口商帶來幫助。德國方面幾乎沒有人理會這一點。默克爾認為，如果德國的消費者相信國家財政狀況良好，就會自願打開錢包。這在經濟學家當中是一種有爭議的看法，但是它能十分有效地拉攏德國選民，從文化根源上看，他們一般都厭惡債務，無論是自身的還是政府的債務。這正是整個歐元區範圍的債務危機在德國引發眾怒的原因。這場危機迫使德國伸手救助希臘、愛爾蘭和葡萄牙，數年來遭受了工資節制和福利削減之痛的許多德國選民覺得，他們在為救助那些沒有採取同樣改革努力的歐元區國家買單。有時候，德國政治家在對本國民眾發表講話時會得罪其他歐元區國家，例如最近默克爾提醒南歐國家，他們把太多時間浪費在假期上。國際戰略研究所的海斯伯格稱，“德國認為這完全是善意的幫助。”他表示，正因為如此，德國沒有意識到，讓希臘和葡萄牙國民厲行節儉的歐元區救助方案也拯救了在歐洲過度放貸的德國銀行。“不女士”默克爾本人成為批評家的矛頭所指。他們指責她缺乏德國前總理赫爾穆特口科爾(Helmut Kohl)的遠見，後者將歐洲一體化視為歷史使命以及歐洲和平的保證。但是，德國國際與安全事務研究所(Germa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Security Affairs)所長沃克爾口珀瑟斯(Volker Perthes)稱，這種有關歐元區的空洞大話不再有用，“因為歐洲的和平已不是問題。和過去相比，你必須更多地向德國納稅人解釋，為什麼說他們交的稅是為了保障他們自己的利益。這就要涉及到科爾所沒有用過的國家利益論了。 ” 去年，由於使歐元區遲遲不能對債務危機做出反應，默克爾在歐洲內部受到批評，她拒絕救助請求的行為使她獲贈了一個“不女士”的綽號。今年春天，默克爾努力掌握主動，解決這個危機。她主張，只有經濟增長才能推動歐元區國家走出債務的泥淖，她還提出了以德國最近的變革為模本的一攬子結構性改革方案。她的想法包括：所有國家都應該延長退休年齡，並通過平衡的預算修正案。這些幾乎沒有經過協商就提出的建議就像是德國強加於戰敗國的苛刻單方面解決條件，就連平時和德國關係比較好的奧地利和荷蘭等歐盟友國都做出了激烈反應。近幾週來，德國又在極力推動希臘債券重組，此舉在歐洲引發了更多不安。這項計劃可以降低德國納稅人為救助希臘所需支出的成本。但是，在法國的支持下，歐洲央行(European Central Bank)擔心這項措施會在比較疲弱的歐元區國家中引起新的金融恐慌。默克爾在6月17日做出讓步，同意僅要求債券持有人“自願”為救助希臘做貢獻。珀瑟斯稱，“歐盟內部要求德國表現出更強領導力的呼聲在加劇，但當德國試圖這麼做的時候，又因為笨手笨腳而受到批評。對於這種在發揮領導作用時陷入的進退兩難的境地，美國非常熟悉，積累了幾十年的處理經驗。但對於德國領導人來說，這還是個新問題。” 在利比亞問題上袖手旁觀對德國新出現的不可預知性感到擔憂的不僅僅是歐盟，北約盟國同樣感到不安，因為在外交部長圭多口韋斯特維勒(Guido Westerwelle)的領導下，德國的和平主義立場復興。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在深受德國軍國主義荼毒的歐洲，德國的和平主義立場長期得到容忍，甚至受到歡迎。但是，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世界認為德國應該重新成為一個“正常”國家，參與到科索沃和阿富汗這些飽受戰火摧殘地區的多邊軍事干預活動中。當聯合國安理會就軍事干預利比亞舉行投票時，德國投了棄權票，背棄了其北約盟友。德國甚至撤回了其派駐地中海北約巡邏艦隊的船隻，因為現在這種巡邏艦隊要執行歐盟對卡扎菲(Col. Moammar Gadhafi)實施的武器禁運命令。在向德國國會發表講話時，韋斯特維勒否認德國被孤立了，因為德國和“巴西、印度、俄羅斯及中國這些重要的國家和夥伴”投的是一樣的票。言外之意是，根據德國新外交政策的主旨，金磚四國（德國迅速增長的新出口市場）和西方世界都可以是德國的盟友，究竟選誰要取決於環境。許多德國議員對韋斯特維勒的政策感到不安，默克爾也努力修復德國在北約內部的關係。但民意調查顯示，普通德國民眾和他們的外交部長一樣，不願捲入利比亞衝突。保守派議員格羅斯稱，“有些德國人變成了和平主義者，忘記了自己的責任。當其他國家都在處理地區衝突時，和平主義是可恥的。” 位於柏林的歐洲對外關係委員會(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資深研究員烏爾里克口居羅特(Ulrike Guerot)稱，“歐洲的其他許多國家也是只顧自己。但是，我們德國必須意識到，我們比歐洲其他國家影響更重大。MARCUS WAL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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